严重的官员腐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增大经济交易成本，污浊社会风气，被称为世界性的“政治之癌”。遏制和消除官员的腐败特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任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被认为是政治的公理，制约权力也因而被当作是反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至今仍没有发明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可以真正消除腐败特权，但相对而言，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民主法治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制度。
　　大约七八年前，有位中央领导在座谈时问我，如何看待国内的腐败状况，是否已到了巅峰？我当时回答说，这么严重的腐败应当到了巅峰，相信会开始回落。那时我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央领导、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都如此痛恨腐败，而且有关部门每年都出台这么多廉政规定，惩处这么多腐败官员，还有什么理由遏制不住腐败呢？但事实证明，我的预计过于乐观了。不仅严重的腐败一直在高位运行，而且更可怕的是，某些官员的腐败开始转变为官员的特权。人民群众如此深恶痛绝的腐败特权现象，为什么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呢？这恐怕是每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
　　理想信念的缺失，个人贪欲的膨胀，“升官发财”等文化传统的影响，无疑都是造成官员腐败的重要原因。但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即我们的权力制约制度和监督制度还存在着缺失。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续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修养，但更需要的是健全制度，用制度打造权力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重的官员腐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增大经济交易成本，污浊社会风气，被称为世界性的“政治之癌”。遏制和消除官员的腐败特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任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被认为是政治的公理，制约权力也因而被当作是反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至今仍没有发明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可以真正消除腐败特权，但相对而言，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民主法治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制度。在制约权力方面，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吸取智慧，但更需要从人类其他政治文明中吸取智慧。原因很简单，因为传统中国没有民主法治，而恰恰只有民主法治才能走出传统中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更替定律。
　　中共十八大一如既往地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这当然包括不照搬西方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其实即使西方各国之间也鲜有相互“照搬”的，何况我们中国？然而在我看来，“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既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官员的权力就不需要制约，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不用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相反，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这当然包括西方国家在权力制约方面的有益成果。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要有效制约包括国家最高掌权者在内的官员权力，主要有五条途径。第一，是改革完善官员的选举和罢免制度，给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以权力，使失职官员的权力及时得以罢免。第二，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第三，是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建立有效的官员问责制度。第四，就是政务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第五，是构筑廉政体系，使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闭合系统，对关键环节的权力监督不缺失。尤其是对各级政权中的一把手必须设置有效的监督，没有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整个权力监督体系势必如“牛栏关猫”，漏洞百出。
    如何打造制度的笼子，有效管住官员的权力，是中国政治家的重大责任，也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大课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权力制约监督论》，就是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和回答，该书也是陈教授承担的国家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我粗览之下，发现作者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学理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国外等多重角度，去全面探究有效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原理、道德规范、制度机制、现实途径和战略策略。我相信，这样的专门研究，不仅对深化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推动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更有其现实意义。所以，我借题发挥，趁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就反腐倡廉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与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有进一步的交流。（俞可平）